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沙皇俄国瓜分在蒙古地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，其主要的侵略目标是内蒙古。同时逐步形成了它的“满蒙政策”的构想。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“二十一条”要求中，其第二部分“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”的七条要求，是它最初图谋我国东北和内蒙古的第一步设想，其中有五条涉及内蒙古东部地区。日本不仅迫使袁世凯接受这“二十一条”，而且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《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》，把上述七条要求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发动了所谓“满蒙独立”运动，与1915年支持满洲贵族组织“宗社党”，进行复辟清王朝的活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日本方面向巴布扎布的部队派遣军事人员，提供武器，将其作为“宗社党”复辟活动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。但这次“满蒙独立”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。
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内蒙古成为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。但是，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，英、美、法等列强不满日本独占“满蒙”的政策，苏俄废除沙皇俄国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，它变换了侵略中国的方式，实行所谓“协调外交”，以所谓“和平的”、“渐进的”、“经济的”方式扩张其势力。对内蒙古的侵略也是如此。首先是向内蒙古输出商品。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短短的几年中，日本商品充斥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市场。通辽市场上的棉织品日货占90%；1920年林西市场上的日货就有43种之多。其次是向内蒙古输出资本。修筑铁路是日本输出资本，向内蒙古扩张势力的重要途径。1913年10月5日，中日签订《满蒙五铁路借款预约》；1915年12月17日签订了《中日四郑铁路借款合同》；1919年9月8日签订了《中日四洮铁路借款合同》，所谓满蒙五铁路中有三条途经内蒙古东部地区。另外京绥铁路从张家口到包头段的修筑也向“日本东亚兴业公司”借款600万元。1925年9月，“满铁”提出今后20年间的“满蒙开发铁路网”，新建35条共计长2 800公里铁路，其中有11条与内蒙古东部地区有关。第三，从1918年开始，日本在内蒙古开办了“满蒙毛织株式会社”、“蒙古产业公司”、“隆育公司”、“哈番农场”、“华兴公司”、“东蒙古拓殖盛德公司”、“佐佐江农场”、“早间农场”、“华峰公司”等，以经营土地为主，兼营其他行业。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确实以“渐进”的方式向内蒙古扩张。1927年4月，日本田中内阁上台不久，便于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所谓“东方会议”，提出了《对华政策纲领》，声称为保护其在“满蒙”的“特殊地位权益”，将采取武装干涉，并扶植和支持亲日的地方政府。与此相应，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一股“满蒙非中国领土”、“满蒙”是日本的生命线，要用武力保护日本在“满蒙”的权益等舆论。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也制造所谓“万宝山事件”、“中村大尉事件”等，寻找武力侵占“满蒙”的借口。
1931年9月18日，关东军蓄意制造“柳条沟事件”，出兵占领了沈阳。在此后的几个月之内，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，并于1932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。1933年3月，日军又占领热河省。这样，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、昭乌达盟、卓索图盟以及呼伦贝尔、西布特哈地区均被纳入伪满洲国版图之内，成了日本的殖民地。
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，在其国务院内设兴安局（后曾改为兴安总署和蒙政部），专门负责处理有关蒙古民族事务。在地方上，取消东部地区原有的盟旗制度，重新确立省旗制，将哲里木盟、呼伦贝尔、西布特哈地区和昭乌达盟北部先后划为兴安南北东西四个省；把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南部各旗划入热河省和锦州省，把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、郭尔罗斯后旗、杜尔伯特旗等划入新设的吉林、滨江、龙江等省。各省、旗公署均配备日本参事官，掌握实权。关东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驻扎在东蒙主要城镇及中蒙、中苏边境线一带，把东蒙地区作为入侵苏、蒙的前沿阵地。同时，成立以蒙古人为主的兴安军，派日本人担任中高层军官，驱使其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，对外与抗联、八路军和苏、蒙军作战。在经济方面，对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均实行“统制”，强迫农牧民“出荷”粮谷、牛羊等，掠夺东蒙地区的森林、煤矿等资源，派遣所谓的“满蒙开拓团”，侵占蒙地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实行奴化教育，向学生灌输“反苏反共”及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等反动思想，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。
日军于1933年3月占领热河以后，便开始向内蒙古西部盟旗进行渗透活动。从1935年开始，关东军在锡盟贝子庙、西苏尼特旗以及归绥等地相继设立特务机关。同年底，指使东蒙李守信的伪军占领察北六县，并邀请德王访问伪满洲国。日本关东军头目南次郎、板垣征四郎等分别接见了德王，答应给以武器、军费的支持。1936年4月，德王等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，根据关东军的意见决定成立蒙古军政府；5月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，“改元易帜”使用成吉思汗纪年。8月和11月，指挥伪军进攻绥远省，遭到国民党傅作义部的迎头痛击。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军长驱直入，先后占领了张家口、大同、归绥、包头等城市，晋北和察哈尔、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。日军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，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，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，并在三个傀儡政权之上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，作为其指导机关。1939年9月，上述三个伪自治政府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，1941年8月又改称为蒙古自治邦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伪蒙疆政权。
日本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扶植成立傀儡政权后，专门成立了驻蒙军，驻扎在各主要城镇及铁路沿线，以维持其殖民统治；建立伪蒙古军和警察部队，将其作为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，对外同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工具；日本特务机关遍布内蒙古西部各地，形成了特务统治网。日本在“蒙疆”地区建立银行，组织公司，调查资源，进行经济掠夺，仅1938年即从“蒙疆”输出物资总额达10 839万元。对粮食、畜产品等人民生活必需物资实行严格的“统制”政策；奖励农民种植罂粟，制造和贩卖鸦片，不仅掠夺毒害被占领区内的各族人民，而且将90%以上鸦片输往北平、上海等地出售，以牟取暴利。内蒙古西部地区变成了日本侵略者“以战养战”、掠夺战略物资和向北进攻苏联和蒙古，向西进军大西北的主要基地。
